一千三百三十四章 众望所归（大更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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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相噬。”

章越闻言大笑，苏轼兄弟作为吕惠卿的同年进士，多年恩怨，评论得还是相当准的。

好的时候和你极好，坏的时候和你极坏。

“不过子厚却不同。”苏轼说到这里，章越神色一敛。

“子厚还是讲些道理。他在位时，也多替反对新法之人说话。当今新党之中不可一概而论之，既有蔡持正，吕吉甫这般奸臣，但也有章子厚这般。魏公，他日顾命，对子厚你能否手下留情？”

章越一愣看向苏轼。

自己还未说要如何章惇，苏轼便替章惇求情来了。另一个时空的苏轼和苏辙，在乌台诗案后颠沛流离，被司马光召入苏轼进京，

司马光也是打算利用他兄弟二人的名望和影响力，来鼓动士林一起反对新法。

历史上苏辙负责上疏抨人抨政，苏轼负责写奏疏，兄弟二人分工合作，使新法一项项地被废除。

甚至连章惇，苏轼苏辙在历史上也没有顾及与对方在乌台诗案上伸手相援的情分。

现在苏轼居然和自己说新法不可尽废，新党不可尽除，而且还主动替章惇说话，这实是令章越没有料到。

不是苏轼变了，是历史变了。

这一世他们的怨气，没有那么大。这也不正是自己用意所在。当年种下的种子，今日开花结果。

但是章越没变，日后自己主政，不论新党旧党只有自己认可方可留下。

章越道：“旧党之中，也有司马君实，也有吕晦叔，也不可一概而论。何况我听说之前在殿上，章子厚反对司马君实举荐子瞻兄弟二人回朝。”

苏轼知道章越没有答允。

苏轼忧心忡忡地道：“先帝治天下二十年，用尽了权术。诗案之后，我本灰心仕途所谓。”

“但此番相召，我是真想替天下尽分力。章公蒙陛下托孤，如何能见得朝堂之上分崩离析呢？”

章越笑道：“子瞻莫非要调和新旧两党的党争，你与邢和叔倒是共论。”

苏轼道：“邢和叔是趋利之徒。”

“但我看得，若因党争而起，一旦新法尽废，新党尽逐的局面出现，则是势不可转。”

章越闻言欣然，司马光此番启用苏氏兄弟，想借苏轼之手打击新党，但苏轼早已与自己同列一方。

章越道：“子瞻喝茶！不知子由之论如何？”

……

数日后，苏辙也回朝了，被高太后接见并授予中书舍人之职。

是日，苏轼携弟同赴章府拜谒。

此番入京，首谒非举荐他们的吕公著、司马光，而是先至章府。苏辙抵京当日，特在兄长府中盘桓一宿，兄弟促膝长谈至漏尽更阑。

彼时司马光与吕公著所举二十一人中，除苏氏昆仲外，孙觉等数人亦已先后来章府投帖。当苏轼兄弟见孙觉正从章府辞出时，相视会心一笑——原来这位陈襄门下大弟子、新任吏部侍郎，亦已来此“认门“。

章越特意安排孙觉与二苏“偶遇“，个中深意，不言自明。

历史上的元佑时期苏轼，苏辙，还有孙觉，同属于蜀党，与朔党（刘挚），洛党（程颐）等分歧。

苏轼在历史上决定保留免役法，孙觉主张保留青苗法。蜀党的主张虽是反对新法，但政见相对宽和，反对司马光一刀切的主张。

旧党的意见也是五花八门。

现在新党随着局势进行，逐渐四分五裂。而旧党本是反对新党，从四分五裂走向一起。

现在新党势衰，旧党颇有卷土重来之势，但本是一盘散沙之状。

以后如何相融？

茶香氤氲中，苏轼先陈政见道：“我始终以为仁宗之政为媮，先帝之政为刻。”

“若有其法使忠厚而不媮，励精而不刻，则为善也。”

苏辙则道：“魏公，某则以为当校量利害，参用所长。”

章越则点点头。

苏辙道：“吾兄政见与我相公，但某则有一点，蔡持正断不可留。”

章越抚掌而笑，暗忖这兄弟二人，一个如烈酒呛喉，一个似清茶回甘。

苏轼尚存宽厚地道：“且看他山陵使后会不会辞相？”

苏辙则道:“何须坐等？尘不自走，帚至乃清；事不自动，人为方成。”

章越欣然，苏辙的政治见识果真高过苏轼一筹。

你在那等蔡确辞相，那是永远是等不到的，那简直是一厢情愿。谁会自动放弃权力，只有自己动手亲力亲为。

苏辙进而剖析：“魏公既受先帝顾命，乃大势所趋。此刻正该雷厉风行，清除蔡党以立威朝野，亦为陈和叔雪恨！“

章越知道此事势在必行，但自己不愿给苏轼兄弟留下自己无情，不折手段的感觉。

所以他故作踌躇地道：“之前官家在御塌上书‘召章越’三字，正是他向太后所言。”

苏辙急道：“这正乃先帝遗命，非蔡持正所急。他不过如实而答罢了，否则不是欺瞒天下，欺瞒先帝？”

“魏公，蔡持正此乃最是狡诈，这些年折在他手中之人不知多少？难道魏公忘了吕吉甫当年之事？”

章越闻言脸上一抽搐，当年吕惠卿假意向自己示好，后又火烧三司之事，令自己和苏辙二人一起狼狈离京。

真可谓是前车之鉴。

对政敌一点情面都不能留。

章越神色骤变，终是决断道：“好吧！”

苏辙闻言大喜。

“不过……”章越又肃然叮嘱：“不过本朝政治不是一味靠手段狠，靠立威。持正毕竟是宰相，宰相自有宰相的体面，切不可赶尽杀绝。”

苏辙道：“此事请魏公放心。”

“魏公宽仁。某这些年在野，已备齐蔡某罪状。既蒙钧谕，自当斟酌施用。”

此言既显手段，又彰分寸，章越闻之愈觉苏辙可堪大用，以后绝对是自己的臂膀。

苏轼感叹道：“魏公，蔡持正，吕吉甫罢了，其他人当善用之。”

……

事实上除了苏氏兄弟和孙觉外，还有程颐程颢也多次出入章府。

程颐程颢的政见与苏轼有所不同。

历史上的元佑党争是因为苏轼的蜀党，独立不倚的政治主张，同时反对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，而被完全继承司马光的朔党攻讦。

同时苏轼也是高太后所赏识的人，所以必须阻止对方入相。

这里不得不说一句苏轼的人品。

苏轼无论在新党，还是旧党之中人缘都不好，因为他在政见上敢说真话，对不同政见敢于当面极力反驳。但对个人却从不报复，特别是以往陷害过他的人。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，除了吕惠卿外，苏轼几乎都没有出手针对过个人。

换句话说，苏轼就是那种真正对事不对人的君子。台上和你吵得面红耳赤，台下和你嘻嘻哈哈。

同时对自己的进退，荣辱得失都看得很淡。

而程颐的洛党又是不同。

程颐的洛党与王安石的新党其实有些相似，都是主政革新，不过王安石重‘法’，程颐重‘人’。

章越比较认同程颐的方法，要得治法，先要得治人。

要造法，先要从造士开始。

程颐最看不惯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后，对迎合自己政见的人大加重用，对反对自己政见的一律贬斥。新党官员确实良莠不齐，似邓绾，吴居厚那等小人都可以进用。而地方执行的官员都是逢迎拍马而上位，也败坏了不少新法的名声，这是王安石失察的地方。

等王安石意识到这点，从太学开始培养人才，用经义造士后已是有点晚了。

至于朔党，那都是司马光的铁杆，一个比一个头铁那种。

章越则是不打算接触的。

从五代丧乱之后，宋太宗专用士大夫，读书人的时代已经到来，这也确立了此后一千多年的政治格局。

同时读书人那等‘以天下为己任’的自觉精神，也由是萌发。

这点在苏轼、张载、程颐身上最明显。

天下家国不是他们的，但他们却以主人自居。

从欧阳修的君子有党，再到太学里经义造士。

程颢登门后，程颢先向章越问道：“魏公可知太后私下派人向吕晦叔，吕微仲问策乎？”

章越道：“未曾知也。”

程颢道：“司马君实曾与我言语，太后私下召对‘更张以何为先’？”

“君实则对曰，先者广开言路，群臣若有阻拦者必为奸恶之徒。”

“而广开言路之后，必先选拔言官，台谏之制天子亲除，宰相不预。此为司马君实棋高一着的地方。”

章越点点头，司马光的路数很明显，先广开言路制造舆论，然后再改易台谏，换上自己一方的官员，最后更易人事，更张新法。

蔡确，章惇争锋相对，之前出台了‘六事防之’的策略，总之只要你说得不对，就要受罚。又出手惩治了上疏言事的宋彭年，王谔两位官员，说他们越职言事。

算是防住了司马光广开言路的一招。

但现在蔡确出外任山陵使，章惇在朝中独木难支，司马光吕公著直接绕开章惇又推荐了二十一名官员出任朝廷要职。

章惇虽极力反对，但也只是将火力最强的范祖禹和范纯仁调离言官的岗位。

现在言官换上自己人了，你蔡确，章惇总不能说他们越职言事了吧。

程颐道：“魏公，我看过不少充斥台谏的官员，都是这些年身遭委屈，被新党排斥的官员。出任后难免发积年之怨气。”

程颢道：“现在司马光在明，吕公著在暗，都主张以言官更新政治。”

章越听了心道，司马光也罢了，吕公著自己一贯以为，这么多年了应该已是云淡风轻，不敢轻举妄动。

但对于争夺台谏时，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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