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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千三百五十六章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(第一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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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祐三年的省试取进士六百零八人。
这是宋朝开科举后取士最多的一年。
经过太学的‘以义取士’后的元祐新臣,逐步进行官场换血,将‘嘉祐熙宁元丰’旧臣全部换上新鲜血液。
章越本打算将权知贡举之职授予苏轼。他看重苏轼,希望他能如嘉祐二年榜时欧阳修知贡举那般,也选出一科千年一遇的人才。
但苏轼则一直反对从熙宁一直以来的经义取士,而是坚持以文章诗词取士。
章越知道苏轼始终反感‘经义取士’之物,认为王安石搞出这一套来简直是祸国殃民。苏轼当年就对章越说过,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,其实源出于王氏。
王氏之文未必不善,而患在好使人同己。
苏轼的话永远是那么一针见血,章越感觉好像唐宋八大家后,文学水平确实下降了一个档次。这方面似乎明清以程朱理学取士的八股文,要背不少的锅。
苏轼坚决向章越反对,并表示若不改作文章取士,他便不出任这一次的知贡举。
苏轼认为章越会如以往那般向他妥协。
哪知这一次章越见说服不了苏轼便作罢,决定另选他人。
另一时空历史上这一次科举,苏轼处境却很为难。虽说如苏轼之意以文章取士,但因旧党内部倾轧,朔党和洛党一直攻讦苏轼,所以苏轼连自己的得意门生李廌也不敢录取。
最后导致了李廌一生没有为官。
苏轼既是推辞,而苏辙,程颢则分别兼着礼部尚书和太学祭酒的职务,无法主持科举。
所以章越决定用蔡卞出任权知贡举,这也是为蔡卞以后铺路。
事实上章越选择蔡卞作为替手,陈瓘,曾布皆颇有异议,甚至连亲兄弟蔡京也不支持。
蔡京想单干,独挑大梁。而对于蔡京,章越就是没办法不喜欢这个人。
而这一次省试所取六百零八人中,太学出身或地方州县出身的学子则有三百八十八名,这人数远远胜过章越当年科举时,也胜过熙宁元丰任何一个时期。
明朝的‘科举必由学校’也是如此。
汉唐朝廷皆倚重士族,故有东晋时王与马共天下之语。
而宋起开始逐步纳入寒门进入统治阶级。
而到了明清时,贫民初步进入流动。
明清科举很少有‘在野’的读书人考取进士。除了官学,章越也支持民间办学,以书院的形式考取,当然书院必须先经过朝廷的认可。
在过去一年内,因‘考成法’不称职职丢官或致仕的官员达到了一百三十多人,之后再上报尚书省又审一遍,最后才减至七十余人,科举扩招也是需要人来填补所缺。
每逢科举,必有事发生。
元丰八年省试,蔡卞为同知贡举结果因考场着火,差点被罢。当时除了蔡卞,蔡确心腹何正臣是知贡举,那场火被新党怀疑是旧党故意放了的,要倒新党的台。
同样这次省试落榜之人大肆抨击,认为朝廷过于倚重于太学。
这背后也是新党旧党中失意之人在兴风作浪。不过这样不实言论过了一阵就平息了。
省试之后,蔡卞在省试中的出题《论“入则无法家拂士,出则无敌国外患者,国恒亡“》,也在官场上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。
这一策论题目,章越是非常明白了。
蔡卞不愧懂得自己心意,恰如其分地言明章越主动收服汉唐旧疆,开拓进取,则促进对内变法之义。
那么法家拂士是何人?
也是一个命题。
省试题目拟定后,冯京首先在天子面前言蔡卞所拟题目不妥,不是章越入朝后调和新人旧人的目的。
而蔡卞则道,法家拂士并非言战国时的法家,而拂士是贤士,并无他意。
但冯京与蔡卞急争,最后不和而去。
而苏轼见冯京走了,也觉得意见没有被章越采纳,于是也自请出外。苏轼除了这次文章取士意见没被章越采纳,同时与程颐也处不好。程颐的洛党一直攻讦苏轼。
甚至章党内部也有人觉得苏轼【骤居高位】不妥。
你在元丰时到底有啥功劳?只是在司马光要废除免役法时,为新党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已。
甚至也有些持中之见,认为苏轼与王安石一般,作个翰林学士足矣,以后要出任宰相则有所欠缺。
换句话说翰林学士已是到头了。
面对苏轼的请求,章越没有直接答允,而是趁着一日休沐将苏轼唤至自己府上。
数日后,章越欲与苏轼面谈。明日约定,苏轼今日便早早睡了。
苏轼素好养生,他入睡前,在床上舒展四肢,使其完全放松,若哪不适,便按摩一会。
最后调匀呼吸,心亦静下来,再有哪里不适也不随意动弹。
五更起床后苏轼神清气爽,然后命人梳头数百遍,自己在椅上趟一会,想想自己的事,无论是上朝或居家,苏轼这么多年都是这般过的。
苏轼有句话,无论如何都要五更前起,五更到日出前那段功夫才是自己的。
日出以后,你整个人和身体都是公家的。
为翰林学士后,朝堂倾轧,公务繁忙,苏轼在椅上趟了这片刻功夫,对他而言乃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。
之后苏轼动身。
嘉祐时苏洵在宜秋门外购置的宅子这么多年了早已卖掉,如此苏轼在城西新买了宅子,而苏辙出任礼部尚书后,也在城西费了九千贯买了座宅子。
兄弟二人住得极近,平日相互往来,又都是朝堂上显贵,受人尊重,与熙宁时落魄,元丰时朝不保夕,又是另一个滋味了。
苏轼到了章越府上后,章亘亲自迎上前去。苏轼非常喜欢有才俊后辈,对章亘从来当作自家子侄看待。
章亘对苏轼也是以师长,以叔伯看待,同时他与苏迈等关系也很好。
二人边说边聊,章亘抓住机会向苏轼请教。
章亘送苏轼至客厅后便离去后,苏轼到了里间看见章越。
入座后,章越直接向苏轼问道:“子瞻为何乞郡?”
苏轼道:“疾病连年,体力不支,难以应命。”
这话当然是推脱之词,前些天我还听说你西园雅集时喝得酩酊大醉。
章越道:“若是因为朝堂议论,大可不放在心上。”
“子瞻,你这人最要紧的是不肯随时上下。”
苏轼苦笑道:“不是随时上下,我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。”
章越看苏轼,苏轼的眼光犀利,看问题都是一针见血,但他提出的意见,正如他所言永远不合时宜。
旋苏轼又道:“但若我不早去,早晚倾危。”
“丞相,我对功名利禄并不放在心上,当年我与子由在柔远驿,准备制举时,每日所享用为三白,实为味道之极,几乎不信世间有什么山珍海味。”
章越点点头道:“我听过,一撮盐,白萝卜,白米饭,此乃三白饭。”
说完这里章越,苏轼都回忆起昔日三人考制举之事来,章越感慨叹道:“云路鹏程九万里,雪窗萤火二十年!”
“当年我等发奋读书,还不是为了日后能为国家,能为天下百姓尽绵薄之力吗?”
“子瞻不再考虑考虑吗?”
听着章越之语,苏轼由衷道:“云路鹏程九万里,雪窗萤火二十年,这句话丞相办到了。”
“而我此生唯有对文章之道有所追求,而不适宜为官。”
“想起欧阳文忠将文宗之位托我,我不敢不勉,异日托付他人,望其道不坠。”
章越心知苏轼本就不适合在政治漩涡的中央,这也是知识分子的通病,在政治上时常摇摆,因为他们【只唯实不唯上】。
所以王安石批评苏轼永远只是一事一论,见事不肯从全局上来考量。
章越道:“既是子瞻坚意求去,我也只好用文忠公当年之言答之。凡人材性不一,各有长短。用其所长,事无不举。强其所短,政必不逮。”
看人不要看短处,永远要看长处。
看了长处,天下任何人都可以用,若只看短处,没有一人可以用的。
最后章越道:“一切如子瞻所请。”
章越最后还是答允了他外任的请求。而茫然若失的神情不免在苏轼脸上一晃而过。
“子瞻打算去何处?”
苏轼立即答道:“杭州!以往我为杭州通判时看到西湖甚好,只是淤塞甚重。过去有新党建议效江宁玄武湖般填平。”
“但这杭州若无西湖,如人去眉目,哪称得上杭州。唯有疏通方是真正的便民之道。”
章越点点头道:“疏通西湖是功在社稷,利在千秋的好事。”
苏轼闻章越之言当即忘了方才不快,言道:“我当年在杭州为通判时,听得人建言,将岸边的湖面租给民户种植菱角。”
“种菱的地方,必须杂草不生,所以每年可借民户清理一次淤泥,同时还可收取租金,此乃一举两得之道。”
苏轼谈到自己兴趣的地方,眉间喜悦之情溢满言表。
章越见此满是欣然道:“子瞻且去之,过两年我致仕后,定要再去杭州的西湖看一看。”
章越心道,天下没有不散宴席,有人走有人留,执政这条路总是越走越孤单的。
苏轼走后原来程颐正巧入内。
程颐穿着粗布麻衣,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。
程颐是公认极不好相处的人,为喜欢开人玩笑,与人斗嘴的苏轼明显气场不和。
苏轼看了一眼也没打招呼,用苏轼与门下四学士,六君子的话而言‘吾素疾程颐之奸,未尝假以辞色’。
二人见面从没给过好脸色看。
二人扭头而过,程颐入内行礼见过章越后入座。
章越看了一眼程颐,苏轼与程颐两等性子,苏轼嬉笑言谈,若令他不舒服了,定是开个玩笑讥讽回去,这样二人就过去了,日后还能成好朋友。
苏轼与另一个挖苦人的刘攽说了三白饭的事后,刘攽就心生一计请苏轼赴宴吃皛饭。
苏轼没听说过什么皛饭,去了一看宴席上也是盐、萝卜、饭,刘攽笑称:“三白即为皛,这便是皛饭。’”
苏轼当场吃完然后说明天你到我家请你吃毳饭。
刘攽没听过毳饭是什么去苏轼家里赴宴,结果去了半天都没看到什么毳饭。等到饥肠辘辘了,苏轼才告诉他盐也毛(没了),萝卜也毛,饭也毛,称为毳饭。
刘攽听了大笑说,我就知道你这小子要报仇。
苏轼听了大笑,当即命人摆上一桌丰盛宴席,刘攽吃得尽兴而归。
如果刘攽敢摆这样一桌饭给程颐,对方肯定是甩门而去。
不过章越很喜欢找程颐来谈论理学,或者是抓整个朝堂上的风向。
如今程颐作为天子讲师,而程颢管着太学,除了天下太学生和天子外,以及西军和三辅军都是以理学治军。
三者都是以程朱理学培养的。
程朱理学确实有独到之处,从唯心的角度而论,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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